■ 阿官
那天接到二姊從台灣打來美國的電話：「醫生說是大腸癌第四期了……」她哽咽地說著：「因為癌腫瘤長在腸壁外面，所以不容易檢驗出來，也一直沒發覺。現在患部已經切除了，醫生說若不進行進一步治療，只有二到五個月的時間可活。我想……就算了，反正也沒有什麼家人。」。我聽了「轟」地一聲，頭頂像要炸開來，一顆心又像沈到冰窖裡一樣。什麼叫算了？什麼叫沒有家人？我們還有四姊弟，不是她的家人嗎？
一個人的價值何等貴重，怎能放棄！
二姊是單身，原來從事照顧失智老人的護理工作，一直按期做醫療檢查，沒想到退休四年就發生這樣的事。也許覺得自己孤家寡人，了無牽掛吧？才會說出這種喪氣話。但她才七十歲，我們是至親，怎麼捨得這樣一個人「就算了」呢！
「怎麼可以呢！？我們不是妳家人嗎？怎麼可以放棄呢？……」，我與她在隔著太平洋的國際電話中爭辯起來。「醫生有什麼建議呢？」我強抑著發抖的聲音問著。她回答：「兩條路：一是徹底開個大刀，把腹腔翻遍，切除任何一個可能的腫瘤；另一個就是接受化療。」，於是我要求她仔細考慮，不能再有放棄的念頭。最後在電話中為她禱告時，我已泣不成聲。「上帝一定會施恩的！」在收線前我這樣鼓勵她。
過了兩天，她告訴我她的決定：「我選擇化療，因為剛做的切除大腸的手術已覺得元氣大失，不能想像再大的手術如何吃得消。」。我很高興她做了選擇，至少她不再想放棄了。由於她剛做的手術需要休養十天，故化療排在二十天後，以後將每二星期進行一次，每次住院四天，一共要做十二次。「我會回去看妳，陪妳做頭一次化療的。」我答應了她。於是訂了機票，整理行裝飛往台灣。
頭一次在醫院見二姊是外子陪伴我去的。那時她已在靠左肩處開了一個廔管，以後化療的藥物可以從這裡像點滴一樣注入身體。她看來消瘦一些，但精神還不錯。就像媽以前住院一樣，二姊也抱怨著醫院的伙食不好吃，醫護人員來來去去搞得人睡不好覺等。我蠻慶幸她還有力氣抱怨，於是與她聊聊近況，叮嚀些要保重的話，外子為她按手禱告後就返家了。
接著二天，我都單獨去醫院陪她整個下午，讓外子安心去忙他的工作，我們姊妹倆也好聊些體己話。只要她不累，我們就有聊不完的話題：小時候的趣事，媽生前的甜美回憶，我兒孫們的近況，我到老年才學音樂的挫折感等。她住的雖是雙人病房，但另一床位是空床，結果整個病房充滿了我們忘懷的笑聲，又怕吵了其他病房，還要彼此「噓」地提醒控制聲量。她該是那裡癌症療區裡最開朗、最勇敢、堅強的病人了，她真了不起！
笑聲背後難掩不捨
到了第四天，外子同我在餐館裡用午飯，我打算飯後再獨自搭車去醫院。想到明天要到另外一個城市探望一位患病的姻親，二天後回來就到了搭機回美的時間，而這個下午就是這次回來最後一次看二姊了，突然百感交集起來，眼淚就不由自主的落個不停。餐館裡人來人往，相當熱鬧，我卻兀自低著頭，不停地用紙巾擦著眼睛。我嘗試著幾次深呼吸想平息自己的情緒，無奈眼淚還是不聽話的一直掉著，我覺得很尷尬。
外子輕聲地問我：「妳那裡不舒服嗎？」，我搖了搖頭，新的淚水又湧了出來。他遞來了一疊紙巾：「是不是過敏了？」，（因他有氣管過敏的毛病，對室內的溫度或氣味不適應時也是這樣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我又搖了搖頭，再嘆了一口氣，至此我已完全放棄再想控制情緒了，要流多少淚就儘管流吧！不知過了多久，鄰桌已換了新的客人了，外子還定定的坐著。我終於抬起紅腫的雙眼，慢慢地跟他說：「我是擔心，今天見了二姊後，下次見她時，她會是什麼樣子。」。他也無言以對，僅以悲憫的眼光看著我。我們就這樣靜靜地坐著，直到我驚覺時間不早了，還要趕著去醫院呢！於是連忙與外子道別，搭上了去醫院的車子。
在車上我仍然思緒翻騰：等會兒見了二姊我會不會再次情緒失控呢？或者她看到我紅腫的雙眼會不會也悲從中來？雖然我們之間無需掩飾自己的情緒，但我實在希望在離開她之前能留下些正面的支持及鼓勵。當推開醫院的大門時，我心裡仍切切默禱著。
結果那還是個開心的下午，臨別時，我擁抱了她，她還像媽以前一樣地叮嚀著：回到了美國，記得撥個電話給她報平安。
安靜陪伴帶來平靜心情
在回程的車上，我落入了沈思：是什麼力量讓我在極度的情緒波動中能沈穩的過一個臨別催淚的下午？當然！一定是上帝暗中保守我，但是我那老愛掉的眼淚為什麼就能不再掉呢？真的是該流的都流盡了嗎？於是午飯時的場景一一在腦中浮現。
外子這頓飯應該是吃得不怎麼樣的，說不定來往的客人會用責備的眼光看著他，以為他把我惹哭了呢！他卻耐心地全程陪著我，直到我收拾好了情緒，準備妥當好去面對一個毫無把握的局面。雖然他問的兩個問題顯得並不了解我的心事，但又何妨？他到底照著我的需要來成全我，那無言的盡心陪伴，其中蘊藏了多少的諒解與支持，委實為我帶來了雨過天晴的力量呢！